cq9电子cq9电子假设一个市场中有N个主体（企业）需要资金，M个主体（投资者）每人有1单位闲置资金，有K个金融中介。

　　不失一般性，假设NK，MK。同时假设N个需要资金的主体，资本的边际产出高于M个有闲置资金的主体。

　　在这样的假设下，不难发现，把M个主体的闲置资金以某种比例配置到需要资金的N个主体那，可以带来总产出的增加。既然资金重新配置后，总产出会增加，那么为了促成资金的重新配置，就需要对总产出的增量设计一个分配方案。

　　由于市场中总共有三类主体，那么这些待分配的增量至多会在这三个主体之间分配。同时，要达成重新配置，需要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谈判。干这些事情是要花成本的。所以，待分配的净利益实际上是总产出的增量减去重新配置的成本。

　　“真空中的球形鸡”情形是：重新配置的成本为零。这个情形下，投资者找金融中介谈和直接找企业谈没有区别。假如金融中介尝试收取一个正的费用，那么投资者立马会绕开金融中介直接去找企业。最后的结果是金融中介分到零，投资者和企业分享总产出的增量。

　　这个情形显然与现实不符。下面我们放松一点假设：重新配置的成本为正。每进行一次收集信息+处理信息+谈判的大全套，每一方成本都是相同的，记为c。那么投资者只找金融中介进行谈判，至多要付出K*c的成本，而找企业进行谈判，至多要付出N*c的成本。由于NK，看上去投资者直接找企业，付出的成本要比银行高得多。不过这是个假象。事实上，如果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那么投资者最低只要付出c的成本就够了——投资者依然可以直接随便找一个企业（反正都一样），如果对方的投资需求大于自己拥有的所有资金，就把自己的所有资金都给对方用cq9电子，然后谈判出一个分配方案就行了。

　　看上去，在有谈判成本的情况下，金融中介也不需要存在。我们需要注意，前面说的直接找一个企业就能把自己的所有资金找到归宿的故事投资，是有前提的——对方的投资需求大于自己拥有的所有资金。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那么剩下的资金还得再找地儿放。当然，在付出成本c之前，对方剩余的融资需求有多大，是不知道的。即使每个企业的资金需求都大于任一投资者的闲置资金，但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所以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把资金配置出去的预期成本是大于c的。假定这个预期成本是c‘，预期收益是r。

　　其中epsylon是一个很小的数。这时投资者要做一个权衡取舍：如果我接着去找企业，那么我把资金配置出去的预期成本是c‘，预期收益是r，实际到手的收益是r-c‘，显然要小于金融机构给我的这个要约的收益。

　　如果投资者足够聪明，那么在ta出发找人谈判前，就能想到金融机构会给ta这样的要约。所以ta的最优选择变成了直接花一份c随便找个金融机构，把钱搁那不管了，获得r-c‘+epsylon的固定收益。这要比ta直接去找（可能是一串）企业谈判的预期收益高。

　　于是，在存在金融中介的场景下，投资者支付的总谈判成本有机会锁定在M*c上。金融中介和投资者谈判也要付出同样的成本M*c。

　　简单起见，假定所有投资者都把钱放在了金融中介那，而且每个中介管理的资金量都相同，为M/K。于是现在K个金融中介总共有M单位的资金可供配置。它们去找N个企业谈判时，整个市场付出的谈判成本至多是2*N*K*c，预期成本要远低于这个数，但非常接近于最低谈判成本2*N*c。最低谈判成本2*N*c是这么来的：金融机构运气特好，每谈一个企业，对方都是第一次找机构谈。然后由于机构手里管理的资金量远大于企业的需求，这一次谈判机构就满足了企业的需求。这样的谈判进行N/K次（由于NK，不妨假定能整除），一个机构管理的资金就全放出去了。K个机构每个付出c*N/K的谈判成本，N个企业每个付出c的谈判成本，所以社会总成本是2*N*c。

　　如果直接融资的总预期谈判成本——2*M*c‘——要比间接融资的预期总谈判成本的下确界——2*N*c+2*M*c——大不少，那么直接融资的预期成本也很可能比间接融资的预期成本要大（后者很接近下确界）。

　　比起“真空中的球形鸡”情形，上面这一段讨论采纳了两个新假设：一个相对现实的“谈判成本”假设和一个不那么现实的“同质企业”假设。下面我们放弃不那么现实的“同质企业”假设，转而假定企业是异质的，看看投资者的行为有什么变化。

　　假定资金总需求不变，但企业按融资需求分为两类，一类很大，一类很小cq9电子。企业的融资需求规模是可以零成本观测到的。这样一来，投资者在出发找人谈判前，就有三种选择：

　　不难发现，投资者在直接找企业谈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大企业。原因是大企业的剩余融资需求大于1的概率要高于小企业。如果投资者一合计，发现直接找大企业比找金融中介合适，那么直接找大企业就好。但是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金融中介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有激励提供和大企业直接融资相当的要约。在均衡状态下，大企业直接融资方案和金融中介要约的预期收益率应该是一样的。结果是企业中，大企业采取直接融资满足（部分或全部）需求，小企业找金融机构融资。投资者要么把钱放在金融机构，要么直接融给大企业。

　　分析到这，结论已经比较明显了。可以接着往里加细节，比如假设金融机构比投资者具有更多专业知识，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道德风险（delegated monitoring的故事），投资者具有异质的风险偏好等等。但这些细节加进来以后，无非两个作用：降低谈判成本，或者减少资金配置低效的概率。对于传达直觉来说，前面的故事已经足够了。

　　最简单的就是给钱。一提到中国经济，一定会提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难就意味着没钱，没钱就意味着没法发展。自己做过实体企业的知道，没钱你产品再好、模式再好、关系再硬，别玩。

　　给钱有很多方式，比如银行贷款，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直接方式。不过中国的问题在于，企业太过于依赖银行贷款了，而中小企业太得不到银行支持了，银行习惯做大企业，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贷款，客户经理赚得多，银行成本低。一个大企业的贷款，得做几十个小企业才能做出来，需要多少客户经理？需要增加多少成本？

　　所以，国家在鼓励直接融资。啥是直接融资呢？银行贷款属于间接融资，你拿钱给利息。股市属于直接融资，小企业上不去A股，所以有新三板。另外还有一级市场，股权融资市场。这几年天使满天飞，人人都在喊着人无股权不富，创业者也在满世界找投资人。为什么他们愿意通过股权投资，而不是银行贷款呢？银行贷款贷不到是一回事，股权投资人则愿意投创新企业。股权投资的好处就是，投资人的钱不是借给你的，而是入股。你做得好，人家分得多，你做的不好，人家就认赔了。这多好，大家愿赌服输，各安天命。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金融产品的创新都是针对企业的，比如市场上有企业债、有保理理财，这些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企业帮助其发展的。

　　高中政治课本的知识点，必考题。把“银行”替换为“金融”，差不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